中国人民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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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 志愿军一般指中国人民志愿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10月25日,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方面部队的名称。1950年10月19日入朝参战。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改编而成。部队称为“志愿军”是为了避免扩大战争范围缩小战争规模。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司令总政委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宋时轮陈赓为副总司令,解方总参谋长。至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总计有240万人先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1] 
中文名
中国人民志愿军
外文名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 Army
所属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参战时间
1950年10月19日
停战时间
1953年7月27日
事    件
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方面部队
总司令
彭德怀
结    果
中美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规    模
240万人
主要装备
PPSH-41、莫辛-纳干等

中国人民志愿军事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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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朝鲜在苏联默许下向韩国进攻,开始内战,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爆发。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派遣联合国军支援韩国抵御朝鲜的进攻。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将韩军驱至釜山一隅,攻占了韩国90%的土地。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法国、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在仁川登陆,开始大规模反攻。27日美国总统H.S.杜鲁门宣布美军进入朝鲜半岛。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国领土台湾,在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情况下。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美国无视中国的严正立场,同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通过申请协助韩国的动议案,组成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的“联合国军”,7月7日至10日,中国中央军委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根据会议决定于1950年7月13日组建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为主共25万余人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以确保中国东北边境安全。8月下旬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和第19兵团分别调至津浦线、陇海线等铁路沿线。
美军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并并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镇。时任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美国对中国政府的警告仍然置若罔闻,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并向鸭绿江进犯,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1950年10月8日,中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决定出兵朝鲜,并将东北边防军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7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同意了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要求苏联方面提供空军掩护的请求。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当时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志愿军出国作战时,彭德怀担任总司令兼总政委。邓华任副总司令兼副总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任副总司令,解方任总参谋长,杜平任总政治部主任。在战争期间,陈赓宋时轮杨得志曾先后任副总司令,甘泗淇曾任副总政治委员,李志民曾任总政治部主任,李达曾任总参谋长。朝鲜停战后,邓华曾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得志、杨勇曾先后任司令员,李志民、王平曾先后任政治委员,梁必业曾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蕴瑞曾任参谋长。志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愿军入朝作战时,共有6个军。兵力最多时为19个军,连同由刘震任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队,共134万余人。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总司令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经历两个阶段。从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为运动战阶段,一般按战役过程分为五次战役。从1951年6月中旬~1953年7月27日,为阵地战阶段。战争期间,志愿军于1951年5月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由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统一组织指挥后方对敌斗争和后勤保障。志愿军后勤部队在空军、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和警卫部队等的密切协同下,使后勤保障逐步适应作战需要。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朝鲜战争交战四方当中唯一无被告有屠杀平民的军队。[1] 
名称来源
毛泽东周恩来曾研究过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同时征求一部分民主人士的意见。最后命名为志愿军,并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番号和编制。表示中国不是跟美国宣战,是人民志愿支援朝鲜。虽然名称为志愿军,但实际是现役部队整建制地参战。战争初期,这一名称让联合国军误以为这不过是一只小规模的志愿者队伍。后来联合国军弄清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成建制的正规部队,只是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番号后,也继续承认“志愿军”这一名称,以便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避免将战争升级[2] 
当时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从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连续进行了五次战略性战役。其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有战役间隙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2] 

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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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中边境及其附近地区,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韩国)军突然发起的进攻战役。集中3个军另1个师于西线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性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3] 
第二次战役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韩国)军诱至预定战场后,对其突然发起反击的战役。西线六个军主力在清川江地区。东线3个军在长津湖地区发起反击,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联合国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放弃平壤、元山,退至“三八线”以南。[3] 
第三次战役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发起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从“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占领汉城[4] 
第四次战役
是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防御战役。“联合国军”发现志愿军补给困难,第一线兵力不足,于1951年1月25日恢复攻势。第一阶段以一部兵力在西部战线顽强抗击,集中主力6个军(军团)在东部战线横城地区实施反击,但未能打破“联合国军”主要方向上的进攻。第二阶段,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全线转入运动防御,3月14日,撤出汉城。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抗击“联合国军”。[5] 
志愿军前往朝鲜前线 志愿军前往朝鲜前线
第五次战役
是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反击战。4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首先集中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再次越过“三八线”,接着,志愿军转移兵力于东线,至6月10日,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
从1951年6月11日~1953年7月27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战争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谋求于自己更有利的地位。
中央军委于1951年6月中旬,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和在军事上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志愿军作战应与谈判相配合、相适应。
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从此,战争出现长达两年多的边打边谈的局面。1951年8月中旬~10月下旬,“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并从8月开始,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供应为目的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绞杀战”。对此,中朝军队在反“绞杀战”中进行了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方面于11月27日同朝中方面达成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已有阵地,创造性地建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体系。从而由带机动性质的积极防御,转为带坚守性质的积极防御;由主要用于坚守战线、消耗敌人的阵地防御,逐渐转向以歼灭敌人为主的阵地进攻;中朝人民军队在打小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中,抢占中间地带,夺取其突出的前沿阵地和支撑点。1952年秋,在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上甘岭战役中,粉碎了“联合国军”发动的“金化攻势”。[5] 
1952年冬,朝鲜停战谈判仍无进展。中朝人民军队从1952年底起,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至1953年4月全部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3] 
1953年发起夏季反击战役,迫使“联合国军”方面作出妥协。7月中旬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进攻作战,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战斗部队撤离朝鲜
朝鲜停战实现以后,为了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进一步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
帽徽 帽徽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4年9月到1955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内,先后分三批主动从朝鲜撤出19个师的部队(其中,1954年9月16日至10月3日撤出7个师,1955年3月31日至4月20日撤出6个师,1955年10月10日至26日撤出6个师)。这一主动行动,受到朝中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赏。1958年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归国的6个师8万人,在3月16日至4月25日期间回到祖国。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批归国的6个师及其他特种兵部队共10万人,从7月11日起,至8月14日止,陆续回到祖国。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归国部队,包括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保障部队共7万人,在9月26日到10月26日先后回到祖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

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监督停战协定中关于非军事区与汉江口的各项规定的执行;指导联合观察小组的工作;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担任敌对双方司令官间传递信息的中介;制发其工作人员及联合观察小组的证明文件与徽记;指导遣返战俘和使战争难民返乡工作等。
  自停战以来,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先后召开了400余次会议。军事停战委员会由10名高级军官组成,其中5名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共同指派,5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派。军事停战委员会作为联合机构,不设主席。
  在《中国二十一世纪通鉴(1901-2000)》第五册第十九卷记载:“1994年8月30日,中国调回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同朝鲜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宋浩京举行会谈……考虑到朝鲜方面的要求,根据朝鲜方面已召回军停会中的朝鲜代表团以及军停会事实上已停止运转的现状,中国政府决定调回军停会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
由于1991年朝鲜方面开始抵制军事停战委员会,1994年,考虑到朝鲜方面的要求,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召回了驻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1994年12月15日,派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从朝鲜平壤奉调回国。
标志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完成了历史使命。

中国人民志愿军兵种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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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内遂行空中斗争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任务的军种。[4] 
志愿军空军赴朝作战 志愿军空军赴朝作战
1950年10月,志愿军首批部队入朝,决定组织志愿军空军参战,其基本任务是:在友军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的协同下,夺取并保持重要地区的局部制空权,以掩护交通运输线,保卫军事和工业目标,支援地面部队作战。1951年3月成立志愿军空军领导机关,刘震任司令员(后由聂凤智代司令员)。
志愿军空军的歼击机和强击机的作战半径很短,为支援地面前线部队作战,需要有前进机场,为此,在朝鲜北部抢修了一些简易机场,但因遭到美国空军连续轰炸而不能使用。志愿军空军只能使用国内基地,因而难以对“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地面部队进行空中火力支援
作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2~1951.9),为取得空军作战的组织指挥、空中战斗和地面保障的经验,志愿军空军决定先以少量部队掩护交通运输线,进行实战锻炼。
第二阶段(1951.9~1952.6),配合地面部队进行反“绞杀战”。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停战谈判。美军为向朝中军队施加军事压力,于8月中旬发动大规模的以破坏铁路为主要目标的“绞杀战”。
经过数月空战的实践,志愿军空军认识到高速喷气式歼击机不宜采用大编队进行空战,便总结制定了以四机编队、多批多路、多层配置、集中一域、协同作战的“一域多层四四制”战术原则。至5月底,志愿军空军在反“绞杀战”期间,共有歼击机部队18个团参战。保障了新义州至平壤、熙川至平壤两条铁路干线可以昼夜通行。至6月,美军历时10个月的“绞杀战”以失败而告终。[4] 
第三阶段(1952.6~1953.7),保卫重要目标美军在其“绞杀战”失败后,从1952年夏季开始,除继续破坏交通运输线外,将空中突击的重点转向工业的、农业的和军事的设施,连续组织大规模的空中战役,破坏朝鲜北部的水力发电系统、水利灌溉系统和军队补给系统。[6] 
在第三阶段作战中,志愿军空军在作战规模、空地指挥、空中战术和地面保障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改进和发展,获得了新的经验,并训练出在昼间复杂气象和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都能作战的部队。[6]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沿着“从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的道路,由不会打空战到学会打空战,由能打小规模的空战到能打大规模的空战,由于志愿军空军在总体上处于劣势,因而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作战中,志愿军空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开展立功运动,涌现出三等功以上的功臣8000多名,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300多个。其中立集体一等功的单位6个,立集体二等功的单位2个;特等功臣16名,一等功臣68名,其中有21人获得英雄模范称号。王海、刘玉堤、孙生禄、赵宝桐、张积慧、鲁珉为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4] 

中国人民志愿军海军

志愿军海军解放军海军出现在朝鲜战场是战场形势已到对峙阶段,1952年5月,海军总部决定,派出鱼雷艇部队、布设水雷部队、岸炮部队入朝,参加西海岸的防守。海军参战部队由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领导,海军设前线指挥所,由鱼雷快艇学校政委朱军负责。1953年1月上旬首先进入朝鲜是海司海道测量部派出的测量队,有陆上、海上两个测量队。1953年1月9日,海军淞沪基地参谋长孙公飞带领部分布雷部队人员到达朝鲜,布雷队主要人员3月到达。岸炮部队3月23日到达朝鲜,共两个连,是青岛基地的一个岸炮连和淞沪基地的岸炮第8连。两个连4月20日分别进入培山和烟台山阵地。构建了130mm、100mm、37mm炮复合阵地。预备参战的快艇部队是鱼雷快艇31大队(辖1、2、3中队共18艘鱼雷快艇和预备中队),由于在朝鲜没有补给设施,没有实际赴朝,在青岛备战。[7] 

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

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内以火力遂行作战任务的兵种。炮兵,按其战斗使命分为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志愿军炮兵,通常指地面炮兵。它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对地面目标实施火力突击的骨干力量。
志愿军的火炮阵地(1951年) 志愿军的火炮阵地(1951年)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时,预备炮兵仅有炮兵第1、第2、第8师共9个团,装备日本、美国制造的旧式火炮284门,且多由骡马牵引;队属炮兵主要装备山炮、步兵炮和小口径迫击炮,由骡马驮载或人力背负,其建制多为连、营。为适应战争的迫切需要,1951~1952年,以步兵为基础陆续新建火箭炮兵第21、第22师(装备苏制M—13火箭炮)和防坦克炮兵第31、第32、第33师(装备苏制76.2毫米口径和57毫米口径加农炮),并对炮兵第1、第2、第8师及第3、第7师部分部队进行换装(装备苏制122毫米和152毫米榴弹炮)。志愿军炮兵指挥机构,随首批参战部队入朝。开始为炮兵司令部,万毅任司令员(未到职)、邱创成任政治委员。1951年2月,改为炮兵指挥所,匡裕民任主任。随着炮兵的增多,1953年炮兵指挥所设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高存信任主任、刘何任政治委员。队属炮兵,也于1952年4月在兵团、军、师建立炮兵室。[7] 
炮兵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0~1951.6),支援步兵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驱逐到“三八线”南北地区在作战双方炮兵数量和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志愿军炮兵采取集中使用的原则,在主要方向和主要地段集中兵力、火力,争取局部优势;以抵近射击和直接瞄准射击为主,提高命中率。[6] 
第二阶段(1951.6~1953.7),支援步兵作战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7月,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召开第二次炮兵会议,要求部队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政训练,积极主动地支援步兵作战,大量杀伤和消耗敌人。[6] 
志愿军炮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毙伤敌15.8万余人,击毁击伤敌火炮570余门、汽车880余辆、坦克940余辆,摧毁敌碉堡2490余个,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志愿军炮兵在战争中所取得的对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的经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2] 

中国人民志愿军装甲兵

坦克兵第1师和坦克兵第2师第3团于1951年3月31日开始陆续入朝,并以坦克兵第1师师部为基础组成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该指挥所在黄鹄显主任率领下于5月5日入朝。11月29日,独立坦克第1团亦入朝。在战争中,装甲兵完成了各次作战任务。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阵地战阶段前期,志愿军主要进行的是野战阵地防御。随着坑道工事的构筑普遍完成,志愿军开始转入坚固阵地防御。防御中,志愿军装甲兵对坦克的运用,主要采用配置在掩体内担任坦克发射点和以坦克设伏两种方式。
装甲兵 装甲兵
战争进行到1952年底,随着志愿军坚固阵地防御的日趋稳固,敌军已不可能从正面突破我军防御,我军后方两翼的海岸线却处于美军优势的海空力量威胁下。志愿军对美军从两翼实施两栖登陆的可能性非常重视,积极准备抗击敌可能的两栖登陆行动。对于装甲兵在抗登陆作战中的运用,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战争后期,随着装备数量的增加,志愿军开始在部分步兵军、师增编坦克-自行火炮团,由1个坦克营、1个自行火炮营、部分炮兵和其他兵种分队、勤务分队编成。由于志愿军进行了充分的抗登陆作战准备,敌军没有进行两栖登陆的冒险,为我军开展三次夏季反击战役和取得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7]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

为了加强铁路运输,志愿军铁道兵第1师于1950年11月6日入朝,担任抢修铁路任务。其后,铁道兵第3师、第2师于1951年2月、5月亦继续入朝。6月20日,又以直属桥梁团为基础成立了第4师。此时,在朝铁路抢修部队已达四个师、一个团又一个援朝铁路工程总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铁道兵部队在其他兄弟部队配合下,完成了大量的铁路工程保障任务,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障了铁路上的运输。[5] 
1953年9月,中央军委、政务院电复铁道兵团、志愿军司令部、铁道部,同意将志愿军在朝鲜的6个铁道工程师正式划归军委系统,与铁道兵团的4个师、1个独立团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8] 

中国人民志愿军工程兵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后成立工兵指挥部,谭善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直接指挥独立工兵团,并负责队属工兵部(分)队的业务指导工作。任务 抢修进军道路,保障军队实施运动战(1950.10--1951.全面建设军事工程,保障军队实施阵地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工兵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思想指导下,新建道路2200多公里,加修和维护公路9600余公里;新建桥梁1100余座,总长6.3万余米;构筑坑道的土石方量达28.5万多立方米,构筑指挥所、人员掩体和掩蔽部1.6万多个;排除地雷和定时炸弹6.3万余个;修建飞机场120余万平方米;建造仓库、医院病房、营房等5.4万余座。工兵部队共涌现出二级模范4人,一等功臣18人,有3000多人立二等功或三等功,200多个单位立集体功。[6] 

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兵

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内担负通信保障任务的兵种。1950年10月,志愿军领导机关有9部短波电台、1个电话队(相当于连);每个军有各类通信人员2500~3000人(占军总人数的5%~6%),无线电通信机60余部(含步谈机),有线电单、总机370余部,被覆线440余单公里。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通信兵在继续发挥无线电通信作用的同时,加强有线电通信网的建设,军及炮兵师以上单位开通有线电报通信,摸索和总结坑道通信的经验,改进后方勤务通信和营以下通信,提高了合成军队作战通信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了通信联络的及时性和稳定性。志愿军通信兵广大指战员把搞好通信联络视为第一生命。[5]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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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人员

2010年10月26日,中国抗美援朝纪念馆经过10多年全国走访查实,朝鲜战争期间全国志愿军战士阵亡共183108人。[7]  [8] 
军长级
⒈李湘,江西省永新县人,1913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
朝鲜战争志愿军十一位高级指战员牺牲
朝鲜战争志愿军十一位高级指战员牺牲 (8张)
第67军代军长,1952年7月8日在朝鲜病故。
⒉吴国璋,安徽省金寨县人,1919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39军副军长,1951年10月牺牲。
⒊饶惠谭,湖北省大冶县人,1915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23军副军长,1953年2月牺牲。
⒋蔡正国,江西省永新县人,1909年生,1929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50军副军长,1953年4月12日牺牲。
师长级
⒈罗春生,江西省吉安县人,1916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40军第118师师长,1952年5月15日牺牲。[8] 
⒉李雪瑞,湖南省茶陵县人,1914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67军第200师师长,1951年7月牺牲。
⒊王珩,河北省任丘县人,1911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炮兵第8师师长,1951年7月24日牺牲。
⒋蔡启荣,河南省商城县人,1919年生,1932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12军第35师副师长,1951年5月17日牺牲。
⒌胡乾秀,湖北省阳新县人,1916年生,1929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20军第58师参谋长,1950年12月牺牲。
⒍薛剑强,江苏省涟水县人,1922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39军第116师参谋长,1951年牺牲。
⒎汤景仲,山东省寿光县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40军第118师参谋长,1952年5月15日牺牲。[9] 
黄继光:1952年10月19日晚,在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用身体堵住了联合国军的机枪眼而阵亡。
杨根思:1950年11月29日,杨根思率其领导的3排防守1071.1高地,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抱起一个5公斤重的炸药包冲入美军部队引爆,他和40余个美军士兵同时阵亡。
邱少云:1952年10月11日夜,在391高地执行战斗任务中,被联合国军发射的燃烧弹引燃了衣服,为保证行动不被暴露,被活活的烧死。
罗盛教:1952年1月2日在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为抢救因滑冰坠落冰窟窿的朝鲜儿童崔莹而牺牲,为纪念烈士,此地的村庄、山峰、河流遂因罗盛教易名。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牺牲于1950年11月25日的一次美军的空袭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

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两万两千多人被俘,被俘人员中连排级军官有600人左右、营级30余人、团级5人、师级1人,主要被关押在巨济岛等地。志愿军战俘中有一部分人是国共内战中被俘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国军人员,这一部分战俘有许多人去台湾。《志愿军战俘纪事》206页中记载,有战俘要去台被处决。张子龙一案经调查名单无其人而挖掘指认的藏尸点也找不到尸体。对此中方的说法是“蒋匪特务已有充分时间来进行布置,消灭罪证。”最后审理的法庭由于朝中方“除非更换律师,他们就不在军事法庭的审判过程中予以合作。……因而不肯提交提起公诉一方的证人”而解散法庭不了了之。[8] 
金日成会见志愿军代表 金日成会见志愿军代表
战后有14334位战俘被以“自愿”名义遣送至台湾。他们于1954年1月23日到达台湾,受到台湾政府盛大欢迎,称其为反共义士,并定1月23日为一二三自由日。他们中的不少或自愿或遭受各种压力加入国军,有的参加了八二三战役。
回到中国大陆的七千多名战俘中的大多受到审查。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第一八○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部队被打散后,和部队在敌后山区坚持14个月后被俘,是所有志愿军被俘官兵中职务最高的一位。回国审查后被开除党籍、军籍,安置在辽宁省盘锦农垦局大洼农场任副场长,1982年3月恢复党籍,恢复老红军待遇。1996年3月6日,吴成德于运城老家逝世。张泽石,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被开除军籍和党籍,在以后“反右运动”和“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和叛徒,在1981年获得平反。张泽石现为北京市作协、中国作协会员。[7] 
美军
中朝军队俘获美军最高职务的是二十四师威廉·弗里希·迪安少将师长。
被志愿军遣返的美军战俘约6000人,但美国声称被俘人数达30000人以上,指责中国方面虐杀或隐瞒战俘,而中国方面否认,称很多战俘早已经就地释放,之后美国承认曾接收过部份就地释放的战俘,但仍有大部分声称下落不明,因此拒绝与志愿军1:1进行战俘交换。至今美国方面声称仍在查找约25000名失踪战俘下落,并要求朝鲜政府负责。此外有极少部分美国战俘要求到中国生活,得到允许。现仍生活在山东济南等地。[8] 
韩国军队
80000正规军战俘,40000警察部队战俘,除少量被朝鲜人民军强行编制外,大部分由志愿军管理的战俘均被遣返。[8] 
其他国家军队
1600余人,均遣返。[1] 

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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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英雄”称号
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3名)[2] 
“一级英雄”称号
卜广德于泮宫于喜田王海王兆才王学凤王德明毛张苗孔庆三刘庆亮刘维汉、孙占元、孙生禄、孙振录、伍先华、李凤林、李家发、李延年、余新发、许家朋、沈树根张永富张积慧吴志洲贠宝山周厚刚陈忠德杨宝山、杨育才、杨春增、杨连第、胡修道、赵宝桐柴云振徐长富高成山高景灏倪祥明、秦家彬、曹庆功曹玉海郭忠田郭恩志曹家富崔建国雷宝森鲁珉魏玉德谭炳云毛岸英(50名)
“一级模范”称号
王兴纪、孙凤钜罗盛教张益仁(4名)
“二级英雄”称号
马忠庆、马新年、万子扬、王天保、王合良、王保江、王彦林、王德福、毛国臣、邓章德、牛保才、冉隆华、田立明、平太信、龙世昌、任志明、刘凤勇、刘钦、刘俊卿、刘继和、农廷秋、孙子明、朱友恒、朱金池、朱溶堂、安炳勋、关崇贵、吕慕祥、余贵、宋兰君、李文彦李元兴、李汉、李忠先、李经盛、李洪序、李祥、杨国良、杨振玉陈开茂、陈吉、陈德生、陈治国、邹炎、易才学、房光超、庞殿臣、周德高、林炳远、范万章、欧文辉、郑金钵、郑起、郑朝元、张世秀、张兰亭、张建明、张桃芳、张像山、张瑞臣、胡文江、胡连、郝兴文、郝志新、高云和、高良伦、孙志忠、栗振林、徐天良、徐连才、徐恒禄、贾云明、唐治平、梁振隆、阎成恩、黄丑和、黄道明、曹光景、葛英东、葛洪臣、蒋永德、蒋道平、程述中、程荣庆、韩德彩、焦景文、董克荣、董明德、彭焕新、鲍清芳、赖发均、蔡兴海、潘学仕、潘昌义、穆守营、薛志高、戴荣华、尹继发、卢耀文、吕玉久、陈振安、张全合、张明录、张振智、胡金华、于水林、马一钧、马天明、马玉臣、马如华、马寿昌、王万夏、王云阁、王元义、王文范、王占山、王玉生、王庆琳、王兴义、王克传、王志、王虎元、王学才、王保德、王锁昌、王景洲、孔繁玉、车臣才、牛锡浩、尹东华、方新、支全胜、叶永安、叶君、叶树东、史阜民、刘久恒、刘云典、刘长岭、刘石友、刘四、刘光子刘兴文、刘建华、刘保成、刘根全、刘清怀、刘福海、乔永生、孙克荣、孙明芝、毕武斌、任西和、许长友、邢连富、李云龙李云汉、李文生、李文柱、李太林、李玉才、李华云、李吉武、李秀德、李青山、李英才、李国玉、李国海、李国珩、李洪全、李树森、李家芝、李耘田、李曙荷、汪金兰、冷树国、苏文俊、宋祥华、杜树君、吴少桂、吴胜凯、沈志宏、肖贵强、杨太忠、杨仁富、杨阿如、杨伯钊、杨锡生、杨树华、杨道根、陈士荣、陈少清、陈启瑶、陈志、陈伯悦、陈忠贤、邵凤阳、陆廷高、陆昌荣、邱耳林、周子和、周文江、周平、周信仁、周腊生、周景和、金克智、张万荣、张文兰、张来元、张希瑞、张良广、张宝富、张振华、张渭良、张豪、张福荣、林贵远、范仁和、尚衍发、武在元、郑长华、郑定富、欧阳代炎、骆家奎、饶一世 姜世福 姚显儒、赵在柱、赵永旺、赵柏生、赵志恒、赵继华、胡祖卿、段培英、高月明、高守余、高胜德、高润田、高殿禄、徐方斌、徐生、徐申、徐帮礼、柴育民、唐云、唐凤喜、郭隆楷、袁孝文、钱忠胜、黄万丰、黄在渔、黄宗德、崔长海、崔贵江、阎万库、阎洪全、梁封、曹殿生、梅怀清、麻俊坤、韩发成 韩国富、韩勤忠、粟学福、谢坤、程九龄、蒋元伦、喻忠奎、曾少才、曾平章、曾南生、傅庆祥、傅绍斌、董恒志、褚庆然、简海金、解法正、蔡金同、蔡朝兴、漆少泉、谭朝志、裴景善、樊金明、潘泽明、薛文德,潘创基(287名)。[9] 
“二级模范”称号
于凤泉、于宪桂(女)、于 琛、于西元、王永维、王明学、王法利、王顺义、王紫龙、亓凤峦、车书琴(女)、史元厚、白鹤连、刘玉祥刘秀珍(女)、刘宝英、刘绍银、刘树德、任玉祥、任廷昌、孙夫章、伍克勤、朱重元、许景春、李小羊、李文臣、李怀道、李根葆、杜占山、杜福先、沈先宏、何柏年、宋克义、苏志明、陈汉文、陈达志、陈 良、陈国钧、杨再先、杨金生、杨明忠、杨殿超、杨瑞金、陆春无、陆善清 罗德顺、岳吉斋、苟光辉、林波、林范洪(女)、范 永、张 灿、张信福、张培芝(女)、张耀义、赵尔云、赵金贵、赵宪法、饶严昌、姚小遂、施玉南、钱良生、席 忠、黄国铣、黄明德、谢教礼、曾义宽、曾荣廷、程山堂、童家祥、路林民、靳国华、熊克恒、薛其德、耀先[9] 
“特等功”称号
于德江、王万成、王安全、王兴邦、王 英、王荣、牛喜生、牛瑞山、文汉春、方国发、甘士良、史仁和、史朝珍、刘万寿、刘东武、刘岐、刘金声、刘桃顺、牟世清、许鸿斌、朱有光、孙忠国、孙敬珍、孙福祥、华龙毅、齐子英、吕学敏、苏世英、宋文新、何家胜、肖子云、李飞、李 玉、李占广、李光录、李炳舟、李春长、李海清、李 满、李德贵、陈仁华、陈佑甫、陈亮、陈其昌、陈德清、邱宪章、吴儒林、杨保明、邹天仁、金耳世罗子周、罗沧海、郑玉田、郑恩喜、张广生、张书明、张守义、张怀英、张昭义、张炳恒、张续计、赵毛臣、赵玉忠、赵先有、赵连山、侯白锁、胡志先、胡照春、顾洪臣 唐章洪、徐忠、郭正喜、郭金升、隋春暖、黄德明、常同茂、崔含弼、梁庆友、逯松亭[9] 

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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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赳赳,气昂昂,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麻扶摇词、周巍峙

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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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纪念馆位于丹东市,始建于1958年,1990年10月24日扩建,1993年7月27日建成开馆。抗美援朝纪念馆主要是陈列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战史,内容分布在陈列馆、空军专馆、全景画馆和露天兵器陈列场。
2000年10月25日上午9点,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朱镕基李瑞环李岚清出席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主持大会。江泽民在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2000年10月25日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平壤五一体育场举行有18万人参加的盛大集会,隆重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50周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赵明录次帅,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永春次帅,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金一哲次帅等朝鲜党政军高级官员参加了集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率领的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全体成员,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团全体成员,中国驻朝鲜大使王国章及武官严江枫少将,以及中国驻朝机构代表等应邀参加了集会。
[1] 
举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举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现已确认的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10]  。确认的抗美援朝烈士名录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志愿军官兵、支前民兵民工支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至志愿军回国前帮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生产建设牺牲和因伤复发牺牲的人员[10]  。这197653名烈士中,也包括牺牲在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官兵[10] 
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烈士,基本集中安葬在韩国京畿道坡州墓地[10]  。经过磋商,中韩双方于2013年12月19日对坡州的志愿军烈士遗骸进行发掘[10]  。2014年3月17日,双方启动实施了遗骸装殓入棺工作,移交中方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共437具[10]  。中方将迁回的烈士遗骸安葬于沈阳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10] 
举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举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2014年10月29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苍松肃立,翠柏静哀。43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10] 民政部、外交部、总政治部、辽宁省委省政府、沈阳军区、沈阳市委市政府等及抗美援朝烈士家属、老战士和社会各界群众代表800余人,来到陵园隆重安葬今年3月28日以国礼迎回的在韩志愿军烈士忠骨[10] 
2015年3月16日,中国志愿军遗骸入殓仪式在韩国京畿道一部队举行。仪式上,中国驻韩使馆武官感谢韩方对中国志愿军遗骸的发掘、保护工作,20日将举行遗骸移交仪式。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19.7万多名志愿军将士为国捐躯。[11] 
2015年3月21日,68具移交中方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12] 
2016年3月31日,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庄严举行第三批36具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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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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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社会 现代史 历史 军事